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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琴 第四辑:喜有新书慰寂寥 「九死一生」话反右(四)

来源:未知 阅读: 2019-08-14 15:30 我要评论

一九七八年九月,感谢胡耀邦讨回历史的公正,中共中央发布了「右派」改正的文件,十二月新华社才做了戴煌「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他从二十九岁到五十岁的长达二十一年的黄金岁月烟飞灰灭。

戴煌不是甚么「阶级敌人」,而是「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贞不二的共产党员。「九死一生」也决不是文学语言的夸张,而是这一苦难历程的真实写照。出版者不是甚么「离经叛道」的小出版社,而是堂堂的中央编译出版社。这部纪实文学的可信性是官方的宣传部门也不可能质疑的。

《九死一生》不仅是戴煌个人和难友们锥心泣血的苦难史,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间地狱的全景。戴煌所熟悉的但丁的地狱固然触目惊心。但毕竟是诗人想象的幻景。戴煌在其中长年受难的死亡场和漫长的、暗无天日的隧道,却是现世不折不扣的赤色人间地狱。这也不是唯一的一座地狱,而是遍布中华大地的连锁地狱的一环。回顾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他感到「最富有想象力最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象出在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当年佐拉的《我控诉》勇敢地仗义执言,谴责一个制造德莱弗斯冤案的法国军事当局,从而赢得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崇敬。《九死一生》控诉的是一个刻意制造了千百万件冤假错案、置千千万万人于死地的专横暴虐的极权体制。作者为当代中国历史所作的血与泪的见证,其意义远胜于《我控诉》,而足与司马迁的巨著《史记》媲美,永为世世代代鉴戒!戴煌和潘雪媛,这对患难夫妻,是一个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扼杀人性的年代稀有的顶天立地的异物,不愧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光辉典范。

 “五七道路”的反思

「文革」十年浩劫,「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无不是「最高指示」的产物。「五‧七指示」导致了「五‧七干校」的产生。所谓「五‧七指示」原本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军委一份报告上的批示,他要求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閗争。」

两年以后,「五‧七指示」重新发表,又加上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全国各地照例敲锣打鼓,热烈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各省自治区、各高等院校,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遍及十八个省、区。从六九年秋冬之间锣鼓开场,直到七六年才偃旗息鼓。走过这条不堪回首的「五‧七道路」的多达百万人次,其中不乏享誉中外的文化界精英,诸如﹕冰心、巴金、沈从文、俞平伯、钱钟书、杨绛、吴祖光、夏衍、张光年、钟惦斐、韦君宜、赵丹、黄宗英、焦菊隐、曹禺、等等、等等,真是琳琅满目,触目惊心。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五‧七指示」时,曾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五‧七干校」在全国上马之后,江青等人为「五‧七道路」大唱颂歌,鼓吹「五‧七道路」是必由之路,干校这一「新生事物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实际情况如何,《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一书(北京光明日报社,一九九八)提供了历史的见证。这是「干校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为这些高论所作的血与泪的见证。这份珍贵的史料是由北京的两位作者,贺黎和杨健,以口述实录的方式采写的。

首先,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五‧七干校」的校址却往往选在土地贫瘠、交通困难的穷乡僻壤,与劳改农场的选址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文化部的一个干校干脆就设在天津静海团泊洼劳改农场,「五‧七战士劳动时「能见到劳改犯们穿着一色的衣服也在地里劳动」。国务院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的校址原是贺兰山下宁夏平罗县「一所关劳改犯的监狱」,「女战士住女监,男战士住男监」。一机部干校在江西奉新,「利用一个劳改农场,把劳改犯都弄走了」。外经部干校在河南罗山,校址「原是公安系统的一个劳改农场」。北京人艺干校在团河劳改农场,北影干校在大兴县天堂河劳改农场,浙江省委干校在乔司劳改农场,如此等等。更荒唐的是,有的干校被有意识地建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内务部的干校在湖北江陵岑河口,建在原是该部游民安置农场,「是一个血吸虫窝子」。江西余江鲤鱼洲劳改农场,因为「那一带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劳改犯搬走了,清华大学却选了它作干校校址。无独有偶,北京大学干校竟然也选在同一地区。其结果,许多人得了血吸虫病,有些人还送了命。

干校是按军队编制的,分成连、排、班,与劳改农场大同小异。领导是军宣队,解放军小战士管教大知识分子。舞蹈家王克芬回忆道﹕「军宣队根本不尊重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训人。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下在天津葛沽农场,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副书记回忆道﹕「军代表训斥她随时都可以,也训斥我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我们受到的人格侮辱可说是无以复加的。我没住过集中营,但我们的那个地方与集中营毫无二致。」

干校劳动经常是超负荷的。可以与劳改农场媲美。北影干校的一位大夫「亲眼看见很多同志超负荷劳动,身体完全承受不了,给军宣队贴了一张大字报。军宣队说他立场不正确,把他批了一通。」在浙江省委干校,「由于超极限劳动,身体就肿起来了。连手指头都肿了,肿得人躺不下来,只能坐在床上。」有些地方,「女同志月经期间,也照样出工,照样劳动,照样下水田,好几个都长了子宫肌瘤。」
    (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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