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

缅怀巫宁坤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来源:未知 阅读: 2019-08-14 14:45 我要评论

有人认为,巫宁坤的文字是一百年来中西方文学的结晶之作,给汉语文学新的东西,高于楚辞的哀而不伤不怨,他的节制有杜甫的东西更有西方的元素。巫先生总结自己的一生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说过,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本文选自巫宁坤的《一滴泪》。------编者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我的著作就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也不能再版。我翻译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4年在上海出版,却由三联书店于七十年代在香港两次盗版,连译者的名字也没署。

1978年北京三联书店派一位编辑来芜湖找我,约我修订旧译,1979年在北京再版,纪念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这次署上译者的大名。我问这位编辑,三联当年在香港以那种方式翻印我的译著,做法是否恰当?他的姿态很高:“反正是宣传进步作品嘛。”我过去翻译的美国短篇小说也在一些新出版的选集中出现,当然没有稿酬。

我也应一些老朋友之约,开始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约我翻译几首狄伦托马斯的诗。谁都知道他的诗常晦涩难懂,更难翻译。但是,这位威尔斯天才诗人椎心泣血的诗篇曾伴我走过漫长的灵魂受难的岁月,我勉为其难翻译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对于我们这一代饱经沧桑的老人,这好比暮鼓晨钟!……




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几个月,《世界文学》,当时全国唯一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约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在当年十月号刊出。简直不可思议!自从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这本书挨批以来,“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偏偏会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菲茨杰拉德显灵,责成我还他一个公道?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抒情风格,却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月,我听说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十二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我和国内学术界隔绝多年,闭目塞聪。我想若能参加会议,一定可以从同行专家的聚会中获得教益。我去向陈院长请教。他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问他为什么我没有接到邀请。冯教授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陈院长大乐,说道:“老巫现在是我们学院的英语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特邀请帖。

二百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参与盛会。我很高兴有机会见到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包括几位“改正右派”。会场在金牛宾馆,原来是毛泽东的“行宫”。当年他下榻的那座楼仍然作为“圣地”保存,有一名老服务员给参观者当向导。另一座楼里有当年伟人用过的巨大游泳池,眼前干涸见底。我随口说,成都居民这么多,可惜它不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向导狠狠瞪了我一眼,满脸惊愕的神情,仿佛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我很快就发现,那个死者的幽灵不仅在他往日的行宫作祟,而且在今天的会场上流连。尽管人人把“解放思想”挂在嘴上,大多数发言的人还是四平八稳,言之无物,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西方通俗小说”、“现代派文学”等等,均不置可否。

在一次为数不多的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员作报告。他的题目是《要文学,还是要革命?》,颇有挑衅性。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前写过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认为它是对革命的威胁,用的正是这个题目。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报告人又抬出泽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流通。泽丹诺夫何许人也?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这太荒唐啦!我感到愤慨,但是我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组进行专题讨论。我选择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直到主席介绍一位中年男同志发言,原来此人来头不小,官封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他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哄堂大笑。这时候,处长换上严肃的语调,接下去说他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但是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如此等等。最后他以权威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发言后就宣布散会。处长的发言显然就是这个讯号。散会的时候到了,下面的节目是告别宴会。我应当放过他吗?要我管闲事,跟这位权威人士较真儿吗?会场上比我有资格发言的大有人在。只争分秒的决定!我举起手,试探性地问道:“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事出意外,但主席也只好请我发言。

我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儿子一顿屁股,因为我觉得他说得对。”哄堂大笑。我接着说,我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也不能说我赞成它。道理很简单,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尽管政治学习搞了几十年。何况,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独立的共产党,也有同样数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处长同志,到底哪个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没有回答,我继续发言:“经过多少年来的混乱,经过一帮自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强加于全党全国的十年浩劫,我们怎么能坚持马列主义,而不首先老老实实虚心学习,探索它的真面目”?

下面,我谈到现代派文学的问题。“这一点对有关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适用。全中国,甚至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先读书,后批评,车前马后不行。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愿如此。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倚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泽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我走出会场时,有好几个人和我握手,兴奋得说:“讲得好!”南京大学“改正右派”、中文系张教授拦住我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眼睛里含着泪水。

十二月中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卞之琳老师,听说他身体欠佳,因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一见面他就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长回来后跟我说,宁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我们不是应当响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号召解放思想吗?”我很老实地向他请教。卞老师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老实的忘年交。“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 惜我的改正,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出于对一个久经患难的老朋友真挚的关怀,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时我也认识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后的中国还有漫长的艰苦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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