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

王晓渔:大洋国和小红帽

来源:未知 阅读: 2019-01-26 21:51 我要评论



1986年,已经在位20多年的齐奥塞斯库依然满面红光地统治着他的国家,并且看上去万寿无疆。一位年过半百的作家,眼看无法熬过这位比自己还要年长18岁的伟大领袖,只带了一个行李箱离开罗马尼亚。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唯一的希望是一种生理性的希望”,没有人相信制度会改变,只能寄希望于生理规律。可是,在保健医生无微不至的呵护下,伟大领袖虽然难以像标语里那样万岁万万岁,但长命百岁并非一个奢望。

对于一个写作者或思想者来说,流亡是个两难选择。这位叫做诺曼·马内阿的作家这样形容,他们给了我护照,也剪掉了我的舌头。过去,你的写作被“消声”,现在,你可以免予恐惧的言说,又面临“失语”的处境。在这种境遇下,最容易选择的立场是“控诉”,控诉那个万恶的自称“新时代”的旧社会。可是,马内阿拒绝了控诉,他在《论小丑》里写道:“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拒绝控诉,不等于赞美。马内阿和阿伦特一样,都把目光集中于“平庸的恶”,他们毫不犹豫地反对极权主义,又拒绝将极权主义妖魔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非常具有预言性,可是他把大洋国的荒谬、邪恶和异常描写得过于容易辨识,读者的目光与温斯顿甚至奥威尔一样锐利,大洋国很快现出原形。事实上,温斯顿只是极少数,把极权主义看作青面獠牙的大灰狼,无法解释为何大多数公众见到这头大灰狼非但没有逃跑,反而亲热无比,甚至整天唱着“狼啊,咱们俩是一条心”。把极权主义视为温柔的外婆,又犯了小红帽的错误,最终将被吞噬。所以,阿伦特在提到艾希曼时,指出他不仅是大屠杀的策划者,还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体贴的丈夫。很多人认为阿伦特在为纳粹军官辩护,这纯属虚构,阿伦特只是提醒我们,极权之恶不是远离我们的“他者”,我们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并不等于与极权就毫无干系,一个合格的公务员、体贴的丈夫,很有可能参与着一场秘密的屠杀。

马内阿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了阿伦特的发现。真理部工作人员温斯顿,发现了大洋国的秘密之后,身份立即从狱卒转换为囚徒。在马内阿看来,狱卒和囚徒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同构的,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合作的——“全民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是狱卒,同时又是囚徒。他提到被压迫民众时罕见地使用了一个前缀“并不那么无辜的”,这不是为自己免责,他接着强调了“作家和他自身弱点之间的关系”。他还指出“那些倾向于人性原则的人和那些自愿为邪恶服务的人之间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大”,这没有什么,我们都很熟悉,但他接下来指出:“但他们之间却又是一种合作关系,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奇怪、更令人费解的合作了。”

大洋国和公众,不是“皇帝的新装”和小孩子的关系,而是狼外婆和小红帽的关系。在小红帽的眼睛里,大洋国具有外婆般的微笑,散发着理想和激情的慈祥光芒。小红帽年幼无知,可以原谅。可是,大洋国的公众大都成年,心理年龄却与小红帽一样,更为致命的是,没有谁承认自己就是小红帽。如果说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更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子,只是特例,马内阿则写出了大洋国的日常生活,他告诉读者,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小红帽,生活在大洋国里,但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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