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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杜甫

来源:未知 阅读: 2016-11-30 15:32 我要评论




清明返乡,生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就是读杜甫。

少时读唐诗,喜欢“三李”。李白傲视权贵,张扬自我,可谓飞扬跋扈;李商隐耽于梦境,迷离惝怳;李贺兀兀不平乃遁入鬼域,奇崛而诡异。三人的个性很不相同,共通的地方唯是倾注内心,富于主观色彩,所以投合青年的口味。杜甫太倾向于社会,而且严谨有余而“浪漫”不足,我甚至怀疑他开始吟唱时就已经衰老了。

其实,杜甫有过一段颇称意的青春时光。二十岁时,他快马轻裘,浪游天下,然后进入京都,试图实现宏大的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想不到很快落第,而读书人考不上公务员就意味着没有了出路,只好咬紧牙关满满呆上十年,直到寄食的地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是什么滋味呢?他赶紧给皇上献上三大礼赋,好不容易赚来一个“左拾遗”的小官,结果,又因替人说好话给丢掉了。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生涯:别两京,赴同谷,下四川,再出峡而入湘楚,颠沛恓惶,最后在一条破木船上凄凉地死去。

京城是一个政治课堂,在这里,诗人目睹了以皇帝为首的特权集团的各种劣迹。这时,国势由盛转衰,又值安史叛乱,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动荡,都不曾使之有所收敛。集权与腐败是一种共生现象,古今皆然。对此,杜甫在诗作中时有谴责。早先读过的《丽人行》,写杨玉环姐妹上巳节在曲江游春宴饮的盛况,记得那时欣赏的是华丽的文辞,其实,它对炙手可热的权势集团的讽刺,却是无比辛辣的。




流亡的道路打开了杜甫的视野,由此,他对底层生活有了深切的感知。他看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莱”,他听到“老弱哭道路,但愿甲兵休”,他写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北征》、《羌村三首》,以及有名的“三吏”、“三别”系列,以诗的形式为历史留下忠实的记录。从前以为杜甫是内敛的,压抑的,通读才知道,他其实是深情而又激越的。

在诗集中可以看到,诗人常常使用对比的手段,展示整个社会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严重性,控诉人世的不公。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通俗的诗句,人所熟知;相类的还有“富家厨肉臭,战地颅骨白”;“百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等等。    

杜甫大量使用创伤性字眼,这在中国诗史上很少看到。他并不刻意追求传统的“诗意”,不考虑所谓的“及物”或“不及物”,不拘于格律等形式的教条,虽然他精于此道;实际上他更多地使用古体,尤其是当他为现实生活所压迫、所震骇,而决意以事实表达不平的时候。

经过安史之乱,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遭到带根本性的破坏,群体性事件在各地涌现。当今学者普遍视暴力为畏途,而在1000多年前,以“腐儒”自称的杜甫,居然拒绝跟官府站在一起斥责“暴民”,将乱局的责任坐实到权力者身上。“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为狼与豺。”为了争取生存权,顺民变得如狼似虎,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诗人写道:“莫道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想想看,这些“盗贼”,原本就是王政之下的臣民呵!又说:“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最高统治者是应当下罪己诏的。但是,一个专制政权不可能具备反省检讨的能力,因为它自恃拥有十倍百倍于小民的合法性暴力,可以随时动用,直到用尽为止。

“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杜甫一方面称天子为“明君”,所处时势为“圣朝”,另方面,又表示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于失望,说是“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正如他以儒家的传人自许,以“仁”,以“民本主义”作为人生和写作的最高原则,结果又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里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意思的是,他对统治者的憎恶是分层级的,中央与基层不一样。可以比较《丽人行》和“三吏”、“三别”,对于基层官员的暴露和鞭挞是何等直接,但对于专权的高官,如总理级的杨国忠,处理就讲究多了,更不要说皇上。

当时还不存在缜密的出版审查制度,但专制意识形态对创作是有要求的:“诗可以怨”,但要“温柔敦厚”,不满现实也不要直说。老杜基本上是恪守这个要求的,“激进”有一定限度,毕竟割不掉“第二种忠诚”的小尾巴。

我不敢苛求于古人。后来的诗人,事实上并不见得比杜甫做得更好。《诗经》之后,哲理诗起来了,山水诗和田园诗起来了,形式主义泛滥。好在有建安一代诗人,在战乱和废墟中守卫了诗歌的尊严;而杜甫,正是“建安风骨”的承继者。在诗歌史上,唐诗是公认的高峰。所谓“汉唐气象”,盛唐时期出了一批边塞诗,鼓吹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其实是侵略主义。

《兵车行》批评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前出塞》也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杜甫是反战派,他把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国威”重要,这是了不起的。那时候,国家还不及后来的偶像化,或许这同“朕即国家”的旧公式有关。不过,在世界范围内似乎也如此,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所谓“国家主权”问题就变得突出了,被滥用原是不足怪的事。




唐诗被称颂,主要是近体的成就。近体与古体的区别,不仅在于音律、长度等形式方面,还有精神内容的差异。古诗重外界,重叙事,重自然;近体重自我,重抒情,重技艺。当时,印度佛教进来,经禅化而侵入唐诗的骨髓,于是讲意境,尚空灵,在绝句中表现尤为明显。《唐人万首绝句》,可以说镜花水月,一片朦胧。杜甫写不好绝句。最著名的一首《江南逢李龟年》,到底以对比写沧桑感,而且也是以“说话风”取胜的。他写律诗,如《秋兴八首》、《春望》、《登楼》等,都滞重得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杜诗中是难得潇洒的,全诗八个句子,亦不过在同一水平面上滑动而已。“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飞不起来,即使飞起来,最终仍不免落到寂寞的沙滩上。

幸运的是,作为诗人的杜甫得不到王者的恩宠,一生远离权力,直至沦为平民,不堪贫病的折磨,这样,我们今天才能读到如此沉郁感人的诗篇。他有诗怀李白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对一个具有自觉的写作意识的诗家来说,也当不失为一种自我慰藉的资本罢。

杜诗中有大批作于沿途乡村的诗,那茅屋,稻畦,牛羊,鸟雀……对于我这个乡下人来说,感觉特别亲切。农人对季候是敏感的,诗人一样心有所系,他写晴日,写雨天,常常与农事相关。诗中出现各种禽畜,农人的邻居和伙伴,它们多有可爱的模样;瓜果菜蔬不说,像葵、槐、苍耳之类,饥荒年头所常见的,都在诗集里面。诗人自称“野老”、“布衣”,他讯问并传递农夫田父的消息,写他们的劳作,自己也劳作。

其中,有一些诗句写得非常细腻,温暖,如:“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多少诗人的田园诗,悯农诗,都没有这般饱含生命汁液的细节。这就是杜诗的平民性,日常性;若论深刻性,我想也多缘此而来。《羌村三首》有一个堪称典型的戏剧画面,写他刚到家时的情景:“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战乱之际,人命危殆,离家之人是不敢有生还的希望的,一旦相聚,自然惊怪起来。凝炼的艺术,往往被理解为寻章摘句的技巧;其实,语言只是敞现,深层却是生活的发现。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困难的地方,正在于通过个人的生死体验,对人生的本质意义的发掘和提取。

(林贤治是一位民间思想家,也是一位燃灯者。他的文字以思想性见长,不管长短,总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篇关于杜甫的文章,将“杜诗是忧伤之诗”,以及杜诗的“平民性”等,都给予了准确而又让人信服的论说。又不是冷漠的论说,而是将自己的情感也一并投入进去,从而也就让这篇短文,有了感人的力量。因版面所限,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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